回顾:一百年前伦敦是怎样扩张的?

新的交通模式促进了郊区的进一步扩张,催生了都市新格局。金融城和伦敦西区的一些老问题,已经明确并得到解决。亟待处理的矛盾发生在伦敦老工业区和新工业区之间。

蓝领行业正在衰落,工程行业格外明显,那些保留蓝领工人岗位的也都是印刷、烟草、珠宝、酿酒、瓷器、家具和食品相关的特殊行业。位于伯蒙西的制革厂连番倒闭。成衣的制作者通常是“血汗工厂”里的外国移民,而非苏豪区的传统手工裁缝。

沿着泰晤士河,工厂从巴金建到了布伦特福德,但它们的选址有问题,既不靠近铁路,也不直通公路。更好的选择是进入工业园区,那里位置相对较好,欧洲最大的产业工业园皇家公园就依托阿克顿而建。

随着造船业在19世纪60年代走下神坛,码头也遭遇了商业逆风。伦敦的港口地位在全英依然首屈一指,但它已经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码头艰难地维持着基本功能,需要靠疏浚才能接收大型船只。1902年,有王室委员会建议将产业收归国有。1909年,伦敦港务局如期成立。伦敦的电车同样实行国有制,依靠国有身份,码头产业又存活了半个世纪之久。

服务业成为伦敦的命脉。60%的岗位分布在金融、法律、公共管理、休闲娱乐以及由职员、打字员和通讯员组成的辅助领域。由于服务业也涵盖了零售和家用行业,因此伦敦登记的劳动力中,三分之一为女性。但女性员工工资不高,工作场所通常为拥挤的车间、狭窄的阁楼或是阴暗的地下室。但不得不承认,工人妻子和单身女性能够出来工作,着实缓解了伦敦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

移民在劳动力结构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他们不再局限在以往的移民聚居区居住。法国人从苏豪区搬离,除了法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在其他欧洲国家受到迫害的人逃难来英时也选择安顿在苏豪区。卡纳莱托、卡萨诺瓦和卡尔·马克思一度在此居住,但这里现在到处是食品商贩和性工作者。德国人搬离了菲茨罗维亚和夏洛特街。意大利人从藏红花山和克勒肯维尔撤走。与此同时,东欧移民进驻伦敦东区,实际数量远高于统计数量。截至1900年,据说,光在斯特尼一个地方定居生活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就有4万名。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俄国“排犹运动”中逃难来此的犹太人,差不多有10万名犹太人在白教堂附近定居。他们之中条件比较好的后来陆续去了海布里、伍德福德、史丹福山、亨顿和芬利奇这些更繁荣的地方生活。人们说,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依次代表了在城市西北居住的犹太人的等级,每按顺序换一个居住区,就代表在等级阶梯上“往上”升了一级。

这些社区都保留了原有定居民族的教堂和餐厅,很多家庭都会在周末回来,做礼拜,再聚个餐。克勒肯维尔坐落着一座意大利教堂,菲茨罗维亚有一座德国教堂,苏豪有两座法国教堂。但有些异域风情十足的休闲场所,比如夏洛特街上的施密特餐厅和白教堂的布鲁姆餐厅,在我小的时候就都已经关门了。

再往东,中国水手从莱姆豪斯登上英国的土地,隐匿于人群之中静静生活。中国城是一个隐秘、自给自足、脱离市中心的地方,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从陶尔哈姆莱茨区迁走。在这场非同寻常的“华人大迁徙”中,一部分华人搬到了市中心,在苏豪区的本拉德街安顿下来,那时正值禁止街头卖淫的禁令实行,整条街道都空空如也。

我曾想深入挖掘这场华人迁徙的具体情况,但没找到相关华人愿意讲述。波普拉的一位地方委员炫耀,在他的努力下,“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学校”。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华人在该区域生活。

莱姆豪斯的故事体现出伦敦的另一个特点,小说家沃尔特·贝桑特(Walter Besant)也对此有所提及。190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伦敦东区称为伦敦的“伟大秘密”。东区人口有200万,俨然达到大城市的水平,超过英国其他地方性的城市。但是,这个区域“没有绅士、没有马车、没有士兵、没有画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厅,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会来东边生活,也没有人想来看看这里是什么样子,没有人会好奇”。

贝桑特也不喜欢伦敦南部,觉得这里像另一个独立的城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生活在这里的全是工人。曾有一名法国人耸肩,对贝桑特表示无法评价这里的市政建筑,因为他只记住一个名字叫“象堡的小酒馆”。

伦敦东区和南区的大部分居民,除了就业在市中心,其他方面的需求,不用出区就能满足。两个区之间还能互相帮衬。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住在东边和南边的人,一辈子都没到过白教堂以西或是泰晤士河以北的地方,而住在西边的人,则从没去过伦敦塔以东的地方。英国国教会的住房报告指出,东区就像“未经开发的廷巴克图”。

查尔斯·布斯写道:“这块神秘的未知地域,应该定义为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热闹的英格兰北部城市相比,伦敦的地理划分界限格外明显。乔治·奥威尔为了描写伦敦穷人,特意从诺丁山跑到莱姆豪斯,用假名住下,像来此旅行的外国人一样体验生活。

伦敦中心区域之间分歧、差异很深,市中心与不断外扩的新城区之间,冲突也在逐步显现。贝桑特或许注意到了伦敦东区的“与世隔绝”,但与新郊区相比,东区根本不算什么。新郊区的居民要靠火车上下班,偶尔会来市中心休闲娱乐,但对于市区的人来说,他们就像是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大部分伦敦人知道斯特尼、罗瑟希德和布利克斯顿,但基本没听过卡特福德、图庭和埃德蒙顿。

到了20世纪,伦敦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伦敦郡议会的划定边界,延伸至萨里、肯特、埃塞克斯和米德塞克斯。绝大多数的新居住区,位置还在原来的村落之内,但农田和空地面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此前的城市扩张,首选方向都是西面,铁路公司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以市中心为圆心,在伦敦西北部划定的扇形区域,是专门留给伦敦中产阶级的,或者说,希望他们在这里生活。大西部铁路拒绝开通工人专列,担心会把低收入民众带进高端生活区。

大多数新房会被开发商出租,但随着房屋买卖逐渐流行,加上1905年之后房产市场愈加疲软,开发商更鼓励买房而不是租房。1909年,《晚报》(Evening News)上出现了自有住宅的广告,宣称“区域未来的社会地位和稳定可以保证。当一个区域绝大多数住户都是独立业主,地方政府会更加上心,也会避免把税收花在不必要或是冲动性的项目上”。这些区域,愈加具有凝聚力,在20世纪的前30年发展壮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居住地段。

伦敦东部和南部也有类似的地产项目,但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历史学家约翰·凯利特(John Kellett)记录了大西部铁路拒绝为郊区线开通工人专列后,大东部铁路的反应和举措。大东部铁路的经理威廉·伯特(William Birt)表示,开设的列车“让普通人享受交通的便利,却彻底摧毁了我们的社区”。为什么只有大西部铁路可以拒不开设呢?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禁止工人专列经过埃平森林周围的中产阶级居住区,特别是不能途经伍德福德环线上的奇格韦尔、清福德、海诺和万斯特德这几站。

这几个区域是伦敦的小众宝地。伍德福德格林是奢华的新都铎风格,万斯特德则林立着乔治亚风格的排屋,最惊艳的是罗姆福德附近的吉达公园,修建于1904年,风格上明显模仿汉普斯塔德花园,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现代住宅,参与设计的建筑师达100名。房价分两档:375英镑和500英镑。

建筑设计上,既有英式复兴主义,也能看到阿什比(Ashbee)、克劳夫·威廉姆斯·埃利斯(Clough Williams Ellis)、贝利·斯科特(Baillie Scott)、柯蒂斯·格林(Curtis Green)、泰顿(Tecton)等人的工艺美术装饰风格。所有建筑领域的知名人物都被召集起来,共同抵制铁路公司开发沃尔瑟姆斯托、莱顿斯通和庄园公园。

泰晤士河以南,也能看到类似的举动。乔治亚风格笼罩的格林尼治和布莱克希思试图牵制新十字和刘易舍姆的发展。达利奇和坎伯韦尔则联手对抗佩卡姆、南华克和沃尔沃斯。就连优雅高贵的里士满和温布尔登也对日新月异的普特尼和巴恩斯虎视眈眈。

轮廓代表着一切。一排排别墅就如骑兵连一般驻守在高地,保卫着住户。它们的周围,半独立和独立式排屋先后拔地而起,好像随时会发动总攻。一切都受制于市场。17世纪威斯敏斯特经历的变化正在伦敦郊区上演,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更为宏大。

新建的伦敦外沿没有社区概念,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一开始,商业街、学校、教堂、店铺或诊所的存在数量几乎为零,开发商没想过要进行城镇或村域规划,至少不曾考虑基础设施,直到某一天,有位开发商“大发善心”,觉得修建个差不多的购物中心或许会带动房屋销售,这才稍微增加了些烟火气。

项目的核心就是房子。开发商不管房子的外观,新楼的设计图里既有新乔治亚式、新都铎式,也有新雅各布风格和新安妮女王风格。关键词就是整齐,每一寸土地都要充分利用,在上面建房,再卖出去。没有必要把宝贵的土地资源留给公共区域。

房屋定价上,参照《1774年建筑法案》对房屋分级的办法划分出不同区间。英格兰但法案是以街道为单位对房屋评级定标,而郊区却在整个区域内实行同阶房价。住在乔治亚风格的郊区居民要求划定不同社会等级的居住区。住在爱德华风格郊区的人,家里没有仆人,越来越觉得要靠汽车和相应的基础设施才能在此生活。庭院设计毫无隐私可言,露台也少了邻里氛围。到访者普遍觉得住在这儿倍觉孤单。

H·G·威尔斯(H.G.Wells)在小说《托诺邦盖》(Tono Bungay)中写道,“在伦敦,没有邻居一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城堡之中,“他们不知道旁边住户的名字”。这就是英格兰版的“新城忧郁症”。

但无论如何,郊区算是实现了千年来伦敦人的心底呼唤——逃离肮脏的市区,在空气清新的乡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906年《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连载的畅销小说《瑟比顿的史密斯一家》(The Smiths of Surbiton),以郊区幸福生活为主题,完美体现了这个核心。我在美国抵制旧金山和洛杉矶城市西扩运动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对“逃离市中心”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唐纳德·奥尔森的打油诗展现了人们的满足感: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扩张狂潮,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1910年结束。这个大都市再一次因过度扩张而精疲力竭。运输能力过剩,房屋销售困难……1899年,在建房屋有27000座,到了1913年,数量下降到8000座。数以千计的建筑工人失业。机构的普查认定,伦敦的扩张已经到达峰值,不会再向前推进。现在,轮到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发力赶超了。

泰晤士河沿岸都属于伦敦,但这个大都市依旧持续面临贫困问题,大部分穷人,只要不是食不果腹,其实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维持生活,这两项均由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推出,分别从1909年和1911年开始实行。

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都和一个世纪之前发生了天壤之别,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乔治王时代的伦敦人,和伊丽莎白时代以及斯图亚特时代的伦敦人一样,还在用明火取暖和照明,从河里取水,靠马匹出行。

而生活在20世纪的伦敦人,不再需要步行跋涉到工作地点,可以乘坐地铁或是以汽油为动力的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有房一族数量空前,房屋带有正门和花园,安装了下水道、用上了自来水和中央供暖。电灯、煤气和热水成为必备。衣服也都由机器缝制。储物柜里堆满了进口食品。办公室里配备了打字机和电线。伦敦的电话用户数量比法国全国的电话使用人数还多。

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在与时俱进。美国一改后殖民时代的一潭死水状况,开始向文化需求旺盛的伦敦出口音乐剧和电影。拉格泰姆音乐、单步舞和小兔舞都掀起热潮。伦敦人可以用留声机听录制唱片,可以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游泳池、技术院校和电影院休闲消遣,可以通过报纸足不出户就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短短的25年间,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互联网时代来临前最为剧烈的大变革。

政治对城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城市可以驾驭于政治之上,也会遭后者拖累。这一时期的伦敦人,甚至英国人,都被定位成扬扬得意的形象,因爱德华时代出现的短暂繁荣而自命不凡。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更无法抵抗接下来长达30年之久的世纪双重灾难。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写道,从古至今,所有艺术都在发展,只有政治停在原地。不管几经风雨,欧洲人依然无法摒弃对战争的执念。英国人好不容易才与欧洲邻国交好,一个世纪之后,却不得不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之中,无法保持中立。远方,灾难在招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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